日照党史网欢迎您! 设为首页|收藏本站|我要登录|我要注册

您现在的位置:主页 > 传承红色基因 >

传承红色基因

滨海十年(节选四)作者:谷牧

发布日期:2018-09-03作者:admin编辑::admin点击数:
血洒大青山
  
“留田突围”后,我们在蒙山一带与敌人“转圈”“推磨”,保存自己,伺机消灭敌人。
11月27日凌晨,经过一夜急行军,我们转移到了沂南县双后崖子乡西梭庄。刚刚准备暂时休息一下,突然周围山头上响起一片枪声,敌人包围了我们。115师代师长陈光同志让我传达命令:山东分局、战工会(相当于省政府)和抗敌协会①的机关向抗大山东分校第五大队驻地大青山方向突围。同时集中三个机关的警卫队,由我指挥阻击敌人,掩护机关撤退,他去调集部队到敌人后面发起进攻。虽然五大队的学员均为军事干部,有很强战斗力,但实际上抗大分校也是一个很突出的目标,那一方向有无敌人并无把握。
当时115师的领导层很想抓住机会再打出一次平型关大捷那样的辉煌战绩。但此时没有准确的情报,根本不了解当面敌人的实力。
我立即把警卫队伍集合起来,仓促应战,阻击敌人。训练有素的敌主力部队猛扑过来,弹如雨下,仗打得很残酷,分管几个单位保卫任务的警卫部队平素比野战部队训练少,虽然在敌人猛烈的炮火下一批批倒下去,但为了掩护机关转移仍顽强战斗。眼看兵力越来越少,警卫营长对我说:阻击敌人掩护撤退的任务我们已完成了,但阵地已不可能再坚守下去,上级两面夹击敌人的设想是不现实的,而且转移了的机关前往抗大分校五大队方向是否安全也没有把握,你应该追上去指挥机关转移,我往另一边突围把敌人吸引走。
警卫营长示意几名警卫战士架起我往机关转移方向撤退,自己则带着剩下的稍多一些的战士向阵地另一侧插去。我考虑到三个机关已经转移,再硬顶着打也确实不是办法,就带着这几个战士迂回向撤退的机关追去。但我们撤退得太晚了,转身刚跑了五六分钟的样子,原来防守的阵地就被敌人占领。敌人在追击警卫营长的同时,也发现了我们这支小分队,密集的火力扫过来。我忽然像被谁拦腰打了一棒,跌倒在地。当时也顾不得是怎么回事,站起来继续转移,又走了一段路,觉得四肢无力,低头一看,整个上衣胸部被血浸透,才知道中弹负伤,随即晕倒了。
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被担架抬着追上队伍的,醒来时三个机关的转移已由战工会秘书长陈明同志接替统一指挥,一直打到傍晚才脱险。因为敌人还在“清剿”“扫荡”,我们被迫继续转移。为我检查伤情的医生告诉说,这颗子弹穿过我的肺部后在肋骨上滑了一下,贯穿而出,虽然流血不少,伤势很重,但幸好没有伤及心脏,子弹也没有留在体内。做了治疗后,把我放在担架上,随分局机关队伍一起转移行军。到了第三天,在向大青山转移途中,又同敌人打了一场遭遇战。大青山是山东抗大分校五大队驻地,那里原来没有敌情,后来情况发生变化,敌人派出一支部队去包围他们。他们在紧急转移中无法同我们联系,结果我们这支队伍钻进了敌人布置的“口袋”,战斗的紧张被动情况是可想而知的。在激烈的战斗中,为了不拖累队伍,我和警卫员,还有抬担架的几个战士,隐蔽在野外一个高粱秸垛里。战斗过后,已是夜间。我的伤口剧烈疼痛,心想,自己大概是活不成了,不能拖累几个战士。就对他们说:“我不行了,你们不要管我,赶快设法去找部队,告诉他们我在这里。”战士们不听我的话,谁都不走。我发火说:“找不着部队,凭你们几个在这里也保护不了我,还是听我的话,赶快去找部队!”有几个战士走了,可是我的警卫员坚决要留下来跟我在一起。我说:“一个不留!这是命令,必须服从!”他只得含着眼泪恋恋不舍地离去。
我一个人躺在高粱秸垛里,昏迷了一阵,醒来后爬出去观察动静。寒风在四野凄厉呼叫,伤口疼得更厉害了。这时我忽然想起荆轲悲壮的诗句:“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大概就要这样在这里结束此生了。但又有点儿不服气,我只有28岁,还没有看到把日寇驱逐出中华大地,还有许多理想没有实现。不服气又能怎么办?这时我想到戏曲舞台上每逢这种情况,往往有个“神仙”下凡,故事才能延续下去。正这么想着,忽然听到不远处石头堆旁一声咳嗽。是什么人?是敌人?还是自己人?是自己人就好了!我强忍伤痛向咳嗽声处爬去,发现是几个老乡在那里躲鬼子。我说:“不要怕,我是八路军伤员,这附近有没有村子?”一个老汉听说我是八路军,过来给我指路说山腰前面有个石门村,两三里路就到了。
听说最近的村子只有两三里,我突然增强了求生的欲望。也不知怎么一下子就有了力量,挣扎着爬一阵,躺一阵,昏一阵,醒一阵,到了第二天天亮,终于爬到了石门村村头的一家老乡门前,就又昏过去了。又是一个老汉把我唤醒。他家正做高粱米粥,给我舀了一碗。由于军医没有确诊我的肠部是否受伤,按他们嘱咐,我已三天没吃东西,当时看见这碗粥,也顾不得许多,猛然喝了几口。老汉把我藏到村头不远的一个高粱秸垛里,让我先休息一下。
大约过了两个小时的光景,分局陈琳瑚同志来了。他是我的同乡,又是东北军学兵队的战友,是谈得来的知己。他知道我负伤隐蔽在这一带,就带着一个班的战士,到处找我。我一看到他,大有绝处逢生之感,不禁流下泪来。他搞了一副担架把我抬回机关。我的伤口严重感染,流脓不止。军医给做了医治。后来听说,当时他们已向朱瑞等领导同志报告:看来谷牧不行了。由于分局机关还在不断转移,决定由敌工部把我安排到敌占区一个“堡垒户”家里养伤。这家只有一位50多岁的老大娘。她把我藏在存放粮食、杂物的小屋里。专门照顾我的八路军护理员,白天在山上隐蔽,晚上来给我换药。在那里住了约半个月。当时群众生活困苦,给我吃的最有营养的好东西也就是小米粥。我开始只能躺着,下不了炕,后来能起来了,晚上就到院里扶着磨盘活动活动,接着没有几天就能拄着拐杖走路了。这大概是因为当时年轻力壮和意志的支撑作用吧!
当我能拄着拐杖走路时,就同护理员商量回分局机关。他不赞成,说我体力不行,路上难走。我执意要回去,他看拗不过我,就通过老乡找到我们抗日政府的县长,请求帮助。县长很支持,派了两个人抬着送我。走了两天,回到机关驻地,我先看到了几个炊事员。乍一见面,他们都愣住了,过了片刻,又热情地围拢过来问寒问暖。因为当时机关里传说我已经不行了,没想到又活着回来,大家都惊诧不已,喜出望外。时过1942年元旦不久,日寇发动的为时两个月的“大扫荡”,已经以被歼7000余人宣告失败。但是我方因大青山局部战斗失利,也付出不小的代价。机关里笼罩着悲愤的气氛,许多原来熟悉的面孔不见了。接替我指挥三个机关转移和突围的战工会秘书长陈明同志,在带队突破敌人在蒙阳河一带的包围圈时,两腿被敌人机枪子弹打断,当日寇走近想活捉他时,他用手枪连续击毙三个敌人并用最后一颗子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陈明同志是1925年入党,参加过北伐战争、中央苏区的开辟和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革命。由于山东分局和战工会的机关经常在一起,我们党政两套秘书班子的交流很多。陈明同志在理论方面和文学艺术方面都有很好的修养。我对他非常敬重,他的牺牲使我深感悲痛。如果我不负伤,带领机关人员冒着枪林弹雨从蒙阳河突围的应该是年轻的我!陈明同志的爱人辛锐①同志是姊妹剧团的负责人(我的爱人牟锋就是这个剧团的演员,因此我们两个家庭有双重的战友关系),突围时也遭遇日军,她与敌人英勇搏斗,投掷手榴弹炸死数名敌人后也牺牲了。姊妹剧团的指导员、山东省妇联执行委员甄磊也在大青山牺牲了。1926年入党的老党员、才华横溢的山东纵队宣传部部长刘子超同志在与敌人搏斗中壮烈殉国。在我养伤期间,他曾专门写信慰问我,可是我回机关后再也见不到他了。留田突围前,我有一批手稿和书籍交警卫排埋在了河边。待我归队后想找这批文件却成了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当时负责掩埋文件的战士已全部牺牲,由此可见大青山战斗的残酷。手稿和书籍的丢失,也是我停止创作的原因之一。我们的国际友人希伯同志,在大青山战斗中也端起枪向日本法西斯开火,最后献出了生命,时年44岁。我曾有首诗怀念他:“大青山上共死生,捐躯曾有异域人。笔底风雷惊海右②,胸中烈火振民心。蒙山常见高高影,沂水时闻嗒嗒声。战友英魂今安在,春光一缕便是君。”希伯同志的遗体最后安葬在临沂市的华东烈士陵园,其遗孀秋荻同志解放后从民主德国来我国工作,逝世后与希伯同志合葬。
点击数: 收藏本文】【打印文章